在过往的讨论中，余秀华是热烈的，春心萌动的，毫不掩饰欲望的。情欲缠绕在这位诗人身上，成了她最鲜明的标签。爱她的人羡慕她的大胆奔放，不爱她的人嫉妒她的坦诚裸露。
那些炽烈的生命力、对爱情近乎执拗的追寻，不仅照见了她的残疾，也让爱情成为她作品中最重要的母题。
但过去几年，余秀华的笔却转向书写母亲。
余秀华恨过母亲。在她懵懂的19岁，母亲为她招了个大她13岁的赘婿。此后20年，余秀华一次次提出离婚，却始终遭到母亲反对。
母亲不理解女儿为什么执意离婚；余秀华也觉得委屈，她恨母亲宁愿相信一段不幸的婚姻，也不愿相信她有能力独自活下去。
母女之间，爱夹杂在日复一日的争吵里，被时代、观念和命运层层包裹。直到母亲离世，一切尖锐的、纠缠的、固执的较劲，都随风散尽。
她说，对母亲的情感“淡淡的”，只是写下一个活生生的女人——周金香。
“你会怪我把你生成这样吗？”
“若有来世，母亲，请让我们不再相认。”
这是余秀华在散文集中写给周金香的最后一句话。
余秀华是个信命的人，她说，一切人和事出现，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剧本，与母亲的牵绊是她这一生的宿命。
1976年清明节，母亲分娩时难产，余秀华生下来脑部缺氧，靠接生婆一直拍打才活下来。直到余秀华两岁，父母才发现她的异常，当其他小孩开始学着跑跳时，她还坐不起来，总是倒在地上。后来医生诊断她是小脑神经失调，俗称“脑瘫”。
父母带她到处看病，走投无路时甚至找来走江湖的“神医”，对方说，因为余秀华上辈子做了太多坏事，今世才得到如此重的惩罚。6岁以前，余秀华一直拄着父亲做的拐棍，后来才张开双臂走路。
尽管洋方土法都试过，余秀华的病仍不见好转，但不死心的父母在她初中毕业的暑假，又带她到北京找医生看病，希望她将来能上大学。
余秀华那时已对治疗没有任何幻想，父母也是，他们抱着做最后一次“无用功”的想法，在从荆门进京的火车上站了8个小时，补到坐票又坐了9个小时，最终到达北京这座寄托着一家人最后希望的城市。
四家最好的医院都说，余秀华的病没法治。希望轻飘飘地破灭，余秀华又一次被推上未知的轨道，来不及沮丧便要释然：“我们都努力了，命运如此安排。”
她没有选择身体的权利，一切是母亲给予的，有时情绪上来，她会对母亲说：“谁叫你把我生成这样？”脱口而出的话并不总是内心的真实声音，其实余秀华很早就明白，她从来怪不了谁，也无法怪谁。
只是身为人母的周金香思虑得更多。从余秀华小时候起，她们的关系就算不上亲近，甚至有些疏远，母女俩常常吵架。余秀华无法想象与母亲亲密无间的样子，也不习惯与她的肢体接触。
在北京看病时，一天半夜，余秀华已经熟睡，却被周金香的触碰弄醒。母亲摩挲着余秀华的双腿，喃喃地说：“治不好了，你会怪我吗？怪我把你生成这样？”
因为长期操持家务与农活，周金香的手粗糙得很，摸在余秀华身上如同一张砂质的打磨纸。余秀华把身体绷得紧紧的，不敢动，没做声，在心里回复：“怎么会怪呢？我一出生就是这样，世界在我眼里就是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怪谁。”
在余秀华记忆里，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摩挲她的腿，也是她们之间为数不多的一次亲密接触，不善言辞的母女将彼此最深沉的心声埋藏在这个夜里。
回到现实，日子还得继续过，余秀华到了上高中的年纪。周金香从未放弃让她读书，曾对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纪录片导演范俭说，“（余秀华）不读书不行”。余秀华也争气，直到初中毕业前，成绩一直不错。
在母亲的想象中，余秀华读完初中就该回家了，但当高中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那刻，她还是紧紧地看着余秀华：“我以为你做不到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高中的校长曾告诉余秀华，大学不会接收像她这样的残疾人，可余秀华一定要去读高中，尽管学费对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有些吃紧，母亲仍告诉她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！
压力来得比想象中更快，到了高中，余秀华的成绩下滑，恼火之下，她一把火把课本烧掉，断了自己读书的念想，回到老家，继承父母在她高二时给她找好的后路——一间小杂货店。
周金香觉得对余秀华没有“好大的亏欠”，如果他们没给余秀华看病，会觉得亏欠，但他们从小就给她医病，只要弄到一点钱就带她治疗，一直到北京，没希望了才没继续，已经尽力。
但此后的时光里，她一直没减少因余秀华的残疾而多生出的操劳。余秀华高二那年，她怕余秀华考不上大学，便提前盘下一家杂货铺，让余秀华不至于没有生计。那时，余秀华做生意笨嘴拙舌，常得罪客人，周金香就每天晚上念叨，骂她应该更伶俐些。
生意没做多久，周金香又想着余秀华老后要有个人照应，急着给她相亲。一个从四川流落到湖北、没有家庭、愿意做赘婿的男人找上门来，他比余秀华大13岁，是余秀华的母亲拍板确定的“儿子”。
那年，余秀华19岁，在对婚姻的理解还停留在“家里多个人陪我玩耍”的年纪，她成为妻子，成为母亲，度过一个女人黄金的20年。
夫妻俩长期两地分居，平日里几乎没有交流，男人爱喝酒，喝醉了才愿意多说几句，但吐出来的尽是粗俗的话，甚至嘲笑余秀华的残疾，他曾让余秀华拦在汽车前为他讨薪，后来余秀华提起，在男人心里，她的生命不值800块钱。
自结婚第2年起，余秀华数不清提过多少次离婚，均被男人拒绝或被母亲拦下。男人不离婚的原因是他们有个儿子，男人传宗接代的“使命”不至于落空，而母亲一贯的阻拦，则是因为她希望余秀华有个完整的家，希望在她老后有人照顾，希望他们的儿子不被父母的婚姻影响。
后来的故事人尽皆知，余秀华凭借大胆的诗歌出名，给了男人一部分稿费，与他成功离婚。与此同时，周金香确诊肺癌晚期，身体透支，在余秀华离婚不久后离世。
“母亲，我结束了我们的婚姻，也算了断了我和你最大的恩怨”，余秀华写道。
“用伟大形容母亲是一种自我感动”
在传统语境中，母亲的前缀常常是“伟大的”，而在余秀华看来，这种说法是奇怪的，是一种自我感动。
她从不觉得母亲伟大，“她应该首先作为一个人，然后才是一个母亲”，成为母亲的决定与所有行动都由这个人主动选择。
在余秀华的描述中，“勤劳”和“爱骂人”两个词性相反的形容词同时适用于母亲周金香。
周金香在23岁那年生下余秀华，那时日子虽苦却有盼头，没过多久，农村分田到户，她们一家经过几年的奋斗，在村里盖起五间正房，又花大力气买了台缝纫机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缝纫机是结婚“四大件”之一，不仅价格昂贵，更是一个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象征，不知多少需要缝补的物件由此诞生，生活就在缝缝补补中过下去。
余秀华童年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便来自家里那台旧缝纫机。她记得母亲缝纫是自学成才，不干农活时，母亲就把缝纫机搬到堂屋，开始她的缝纫。
那个年代，亲戚往来喜欢送布料，周金香把好一点的布料留下，再差丈夫买另外的布料送人，省下很多好布料，全部装到陪嫁来的花箱子里，给余秀华和弟弟做衣服。在人们对色彩的识别还在启蒙阶段时，周金香就给余秀华做了一件蓝色背带裙，“蓝得让人眼泪汪汪”。
周金香一边踩缝纫机，一边哼着歌儿：《南泥湾》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《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》。余秀华说，尽管母亲哼的歌调子是欢快的，但不知为何，经过母亲的嘴却带上一股细细的哀怨，“三十多岁的女人对生活既顺从又在努力争取着什么”。
余秀华的父母都是急性子，两个人做事不靠商量，而靠吵架，吵了一辈子，直到母亲生病才不怎么吵。余秀华回忆，因为吵架，母亲有件“没齿难忘”的事情。
有一年水稻成熟，割了的稻子在地里晒干后要挑回来放到稻场上打，家里没有拖拉机，余秀华的父母就用板车装，让牛拉回来。那天出征的牛恰好是个慢性子，也不年轻了，眼看天要下雨，满车的稻子可能被淋湿，但无论父亲怎么吆喝，牛就是走不快。
父亲急了，一钎担（两头尖而上翘的扁担）戳到牛屁股上，“牛瞬间血流如注”。母亲看见，心想这个男人疯了，和他大吵起来，牛是这个家庭的半边家当，“嘴毒的母亲大概把自己能够想到的话都甩了出来”。情急之中，父亲给了母亲几巴掌，把母亲甩蒙了。
母亲回了娘家，父亲一个人把稻谷拉回去，想办法为牛止血，还找来兽医给牛打了一针。眼下正是农忙的时候，母亲走了，留下父亲干瞪眼。
没过几天，父亲厚着脸皮把母亲接回家，但他捅牛的事情却在村里传开了，这是母亲的“杰作”。
母亲并非性格软弱之人，跟父亲回来有放不下家里农活的考虑，她嘴下不饶人，骂起仗来比余秀华更厉害，什么脏话、最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，如果她打得过男人，挨打的估计是父亲。可是母亲的意识没那么觉醒，“男尊女卑”的观念缠绕着她，“她不过是想要一个完整的、有一点温暖的家”。
母亲把这一生的心思全倾注在家庭和孩子身上。她生下一女一儿，还曾做过4次流产，本想要3个孩子，但为了投入更多精力照顾残疾小孩余秀华，放弃生育计划。
“每一个柔弱的女人都会被生活逼成一头凶猛的野兽”，母亲本就泼辣的性格在奔波中进一步发展。
即便分田到户，但种地的收入支撑不起这个小家，余秀华的父母便开始做生意，先是在农村收了鸡蛋到城里卖，一个鸡蛋赚7分钱，后来母亲又卖起衣服，从城里倒腾回来，挨家挨户地卖，进价五六块，卖10块，除去来回坐车的钱，也挣不了多少。
她日复一日做着小本生意，在那个饱一顿饥一顿的时代，拉扯两个孩子读了高中，还把其中一个送进大学。
余秀华说，如果母亲还在世，知道她把母亲形容成“野兽”，一定会和她吵架，“我还不是为了你们，你居然把我说成野兽，你有良心不你呀”，吵一次不够，还会再吵一次或拉上父亲教育她。
周金香早年在生产队的文工团干活，虽不是让人一眼惊艳的长相，却很经得起细看，她那时的头发很长，编成辫子甩在身后，后来做起生意，就把长发剪成“日本头”，前面齐刘海，后面平着脖子剪整齐，短发长长了就再扎个马尾辫。
余秀华上学时，父母有时会去学校看她，别的同学都说“你妈真好看”，可余秀华不以为然。母亲的头发长长短短，日子飞快地往前过。余秀华结婚、生子、离婚，母亲的年纪也慢慢长过60岁。
后来她没再蓄起长发，反而总在冬天戴个红色的毛线帽，也不再有卖衣服时的眼光，随手穿件灰暗的外套保暖，再套上两个蓝色袖套方便干活。
直到生命终止的前几天，她仍葆有活的希望，一边喘息等待奇迹，一边告诉余秀华她还有多少钱放在什么地方。
“我从来不相信她会这样死去”
余秀华总说，自己这么会骂人，大概是遗传了母亲。
她们几乎吵了一辈子。只要是余秀华想做的事情，母亲大都会反对。她后来意识到，母亲并不是故意阻拦她，只是不相信：一个身体残疾的女儿，能做好任何事情。
由于身体的缘故，余秀华得到父母的偏爱——“放养”，比起弟弟，父母对她没有严格的要求，也从未期待她做成什么。可偏爱有时也是一种压力，母亲在意她的每件事情，如果有可能，母亲都想亲自上阵。
余秀华开店时，母亲每晚的唠叨听得她心里难受，后来母亲“咕噜”得多了，余秀华渐渐麻木。想与前夫离婚时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能力，余秀华设法养鸡、养兔子，母亲死活反对。唯有写作，母亲还算支持，但余秀华用电脑久了，母亲也会说她费电。
在纪录片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中，余秀华不止一次与母亲因离婚的事发生争吵。
其中一次在饭桌上，余秀华质问母亲为什么反对她离婚，母亲说，为了一个完整的家，余秀华追问，你是活给人家看还是活给自己看，母亲回答，活给人家看。
许多年间，余秀华怨恨母亲，作为女儿，她无法想象母亲向着一个外人，对她的婚姻限制许多，为了世俗观念而不顾女儿的亲身感受，是“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的感觉”。
不是有了丈夫就有家，余秀华曾多次跟母亲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但母亲总“装不懂”，以为现在夫妻关系不好，老了就好了。她不明白，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吃过中间几十年的苦，余秀华也亏了。
更何况余秀华与前夫不合，不是性格问题，而是两个人的观念不同。对余秀华的前夫而言，“他一辈子觉得自己作为上门女婿，还娶了个残疾女人，永远认为自己被委屈了，永远不会心理平衡”。
离婚之后，余秀华仍久久无法对母亲的做法释怀。相比之下，她更喜欢父亲，因为父亲支持她的决定，对她的态度更好。而对于母亲，她回答自己“淡淡的”。
情感浓度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是话语，是行动，还是暗处的思忖？余秀华说，她看似热烈奔放，实际上是个情感淡漠的人，无法与任何人亲密无间，对一切都是淡淡的。可在文字里，她对人类的爱恨那么明显，字字句句都镌刻着母亲周金香的鲜活立体。
母亲生病期间，多次去医院放化疗余秀华都陪着，她离开的那个晚上，余秀华在旁边的病床上睡着又醒来，与她怔怔地对视。母亲躺在冰棺里，余秀华一袭黑衣，戴黑框眼镜，头上系着白麻布，向来悼念的亲戚下跪还礼。
例行守灵、火化，等母亲变成一摊白灰时，啜泣了几天的的余秀华忽然放声大哭，如果没有弟弟搀扶，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，“那是真正的心碎啊”！
病了些日子，田里野草有人高了
野花也比往年开得茂盛
一些隔年的稗子葱郁地在风里摇晃
母亲走在前面，剪短了的头发乱蓬蓬的
中午的时候我说过她过于依赖医院，她就哭了
她病了以后，我从来没在她面前哭过
她说我的心肠比榆木还硬
我笑。几颗野草莓在这黄昏里亮的很
像我在几个夜里吐出的血块
我从来不相信她会这样死去
因为到现在她的腰身比我粗
她的乳房比我大
余秀华曾写下《与母亲散步》，那时母亲似乎还有很久的未来，但一切都是急急如律令，在某个不经意间，那些早有预兆却无法想象的事情突然造访，带来一阵风，带走一片心空。
草尖上的母亲
母亲去世十年后，余秀华终于理解了母亲，也终于没有成为母亲。
20年的婚姻里，余秀华最大的收获是儿子。幸运的是，儿子并未像母亲担忧的那样，因父母离婚而受到影响，而是长成一个健全、善良的大人。他会叮嘱余秀华少喝酒；在她脚伤时，每天陪她去医院做理疗；还因余秀华提过想养小猫，便给她带来一只狸花猫。
余秀华在母亲那里受过的伤也绝不会传到儿子身上，她支持儿子的一切决定，跟儿子是互相分享生活、开玩笑的朋友，有时儿子甚至受不了她，让她别开黄腔。
2025年11月，余秀华在社交媒体上回复网友，最近很开心的事情是“绝经了”，短短3个字在5天内收获超5万点赞，把余秀华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回想起这件事情，余秀华说，当时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那么多人关心绝经的话题，可能许多女性面对绝经是焦虑的，因为没有月经就表示自己衰老了。
余秀华的心态坦然，月经没就没了，不用担心那么多。那个阶段，“为了搞流量”，她还写了首诗，叫《绝经经》。其实这是首情诗，是一个女人老了之后对另一个人的表白，但对方肯定不知道这诗是写给他的。
还有篇《人生五十，绝经不绝欲》的文章，余秀华写：
谢谢早些年那无比饱满的情欲，它更像是我的孩子，等着我给它一个姓氏，一个签名。现在，我就要再问的情欲之上，一笔一画地写下：余秀华！菩萨的，明亮的，哀伤而自知的。
本以为是人到50岁，余秀华决定加强向内探索的力度，可她很快否定这种说法，露出狡黠的笑，“欲就是指身体还可以被搞”。
这两年，余秀华没有频繁活跃在公共视野中，而是过起自己的生活：读书、写作、种花、养猫。
她的房间有一排书架，前面是父亲买的“老干部式”桌子，这张桌子对她来说太高，她更喜欢趴在茶台上看书，房间里还有一个猫爬架，不过小猫“咪咪”更喜欢去天花板，把余秀华的吊顶都踩塌了。
窗外的阳台上养了100多盆花，绣球、栀子花、月季花等等，余秀华知道每种花的习性，知道树花比草花好养，却还是在冬天养死了几盆。
她的衣服塞满快一面墙的衣柜，今年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买了。护肤也是，刚出名那几年她精致地对待自己，后来发现学不来，如今就只用清水洗脸，前年买的防晒霜今年还没用完。
她说自己没有耐心，有时间就去看手机，刷抖音。她一直没断过写作，只是从不给自己设定目标，有灵感就多写，没灵感就少写。
余秀华没再恋爱，有个喜欢很久但不想跟他在一起的人，两个人都是“血雨腥风”，如果在一起，生活过不下去。她还是不相信婚姻，经纪人胡涛问她是否结婚，她说两个人有感情就会结婚是放屁。
她跟一个朋友暧昧，无论她怎么骂对方，对方的态度都很好：“秀华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”，对方从不说狠话也不承诺，余秀华向胡涛吐槽这人“黏黏糊糊”。
她还是整日喝酒，因为解压、助眠，她的思绪活跃，总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反刍自己的生活和周遭一切关系，经常内耗。
不过她越来越活成自己。
新书分享会现场，有读者向余秀华提问，为什么书名是“草尖上的母亲”，余秀华半开玩笑地回答“瞎起的”，她对解读一向不敏感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如果有，那就失去文学的价值和意义。
不过随后，余秀华还是“强词夺理”地解释，在农村有一句话，人如草芥，草尖很轻，草尖上的露水太阳一照就不见了，如同母亲一样，轻飘飘地、短暂地存在于这个世界。
对一个语言天才来说，优雅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，但人们很难分辨，她脱口而出的话里，究竟有几分真心几分假意。
如果将视线拉得更远、时间拉得更长，母亲的一生的确很“轻”；可如果将视角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，母亲却始终是余秀华生命中无法绕开的“重”。
*参考资料：《草尖上的母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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